如果你母校和专业都不是对社会十分有用的话，那么社会就要从别的方面筛选你，比如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貌美还是普通，八面玲珑还是木讷寡言，都将决定你被放在哪一排货架的哪一层，放在惠民小卖部还是会员制的山姆超市。

当然了，在银行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还是家世显赫的同学，金融人，哪怕只是初出茅庐的金融人，大部分也已经具备了相当敏锐的嗅觉，能像蚂蚁包围糖霜一样簇拥到背景深厚的同学身边，不管当事人是多么的想要保持低调。

我们听了几天莫名其妙的关于企业文化的课，老师们基本都是全上海话授课，外地的几个同学表示了抗议，戴黑框眼镜的女老师那沉默、凝滞又难掩鄙夷的面孔在阴冷的白炽灯下像博物馆里陈列了几百年的城市蜡像，不过后来她用普通话授课了，因为外地某省领导的女儿也在培训班里，她因故迟来了几天，而她来的时候理论培训已经快结束了。

不过我最感唏嘘的还是某位年轻帅气的男老师在ppt里画的饼状图，整节课他都没抬过头，俊秀的面孔平得一点弧度都没有，以同样平得像死者心电图一样的拖沓语调陈述着企业的晋升机制：柜员做够三年，可以有机会借调去本行的海外机构，还可以争取上海分行或者北京总行的管理岗位……事实证明那“饼状图”的确是画给像我这样背景单薄的年轻人的饼。

之后我们去上海青浦住了几天别墅，练“基本功”，每天早晨还要被迫晨跑，唯一幸福的是丰盛得近乎奢侈的早餐和别墅门前的庭院里小布尔乔亚式的落叶和顶灯。

可惜我无心享受，那几天我连做梦都在点钞，或者敲打小键盘，在冬日寒冷的晨风中跑步时就把手插在运动服口袋里，用指尖练习“捻钞”的动作……

模拟银行的考试也很水，只考了存取钱和转账汇款，之后就结业了，我被打包分配到市区最偏远的一家小网点。

之所以还在市区，是因为秦皖，而之所以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是因为我和秦皖的关系不过如此。

去报到的第一天我就给秦皖发了一条微信：“我被分到了xx区的xx网点，谢谢。”也发了一个他最常发的微笑表情，还想问他能不能请他吃顿饭表示一下感谢，我现在自己赚钱了。

正犹豫的时候他打了电话过来，当时我已经回家了，在那个半地下室的小出租屋里，黑着灯。

“哪个网点难道不是你们自己选的吗？你跟他们说了没有，那地方太偏了，你不方便？”他在电话那一头很疑惑，甚至有点生气，我想他应该是气我不够灵活，太木讷。

“不是的。”我裹在冰得发潮的被子里说，“不是自己选的，是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挨个叫我们进去谈话。”

“你是第几个被叫到的？”

“最后一个。”

他沉默两秒，说知道了。

“嗯。”我想是该挂掉电话了，又说了一次“谢谢。”想说再见的时候他开口了：“那你现在住哪里？”

“闵行区，一栋公寓。”我希望他想到上海黄金地段常见的那种高级灰色楼体的很文艺很s风的公寓，而我住的那公寓，说白了就是违章建筑，私人老板盖的，就一层，藏在马路边的几棵香樟树后面，比地表还低一点，可即便如此还是被大大小小的部门盯着查，随时有被拆除的危险，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在这种地方。

好在他也没多问，就嗯了一声，又隔了几秒，说：“注意安全，门锁好，公寓里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的，不认识的不要搭腔。”

“好。”

之后我们都觉得再没必要说什么，就挂了电话。

最初工作的那段日子真可以用黑暗来形容，此地民风彪悍，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而我的师傅，一个凶悍的眼珠外凸的小个子女人，也完美沿袭了这一切特点，我挨了从出生以来最多的骂，她一旦开骂，防弹玻璃外人山人海的大堂便瞬间寂静无声，本来还在指着鼻子骂我是“乡毋宁”和“江边洋子”的客户也尴尬地熄了火，骂到最后连行长都看不下去，只好屏退了她，亲自坐在我后边教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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